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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中国外交形势的认识|【太和特约】苏格: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外交战略

作者: (古诗文网)        2019-03-08 14:03

本文转载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微信号:CIIS_since_1956),本文已取得该微信公众号的授权。

 

〔提 要〕进入新时期,国际格局发生沧海桑田之多重变化。中国和平崛起,邦旧命新: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以深邃的全球视野,主动塑造大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以恢宏的战略定力,确立近、中、远期阶段性目标;以周密的谋篇布局,积极引领和处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领域的外交工作;以务实的方针政策,将合作共赢理念落实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

〔关键词〕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外交政策、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苏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进入21世纪以来,以“911”事件、新兴大国崛起、世界金融危机和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等为标志性事件,国际格局正经历十分复杂深刻的变化。如何客观全面判断国际形势,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如何科学确立中国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客观全面判断国际形势

从纵向看,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格局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数度更迭。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标志着新一轮国际格局转型进程的开始。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瓦解后,后冷战时期形成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国家战略攻势明显,旨在强化美国在世界之“领导”地位,固化由其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

“911”事件是21世纪初期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的转折点。美国决意报一箭之仇,接连发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前者因反恐背景,得到安理会决议授权,后者则无。然而,福祸相依,且物极必反。保罗肯尼迪所示帝国兴衰的规律,就某种意义而言,似未见质变。两场战争旷日持久,挥金如土,仅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就各达万亿美元,而哈佛研究机构更推算两战总体耗费和战后重建费用高达4-6万亿美元。战争泥淖之害,美国恐怕也始料未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新一轮国际关系格局调整的又一转折点。美国的实力和形象因两场战争已遭损伤,华尔街泡沫演变成的金融海啸殃及全球,更使美国金融与经济续遭重创,社会与民众心理饱受打击。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呈现颓势,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世界多极化发展提速,并呈现质的转折。当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调整中,新兴国家并非全无“短板”,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亦显示其复苏后劲。

奥巴马总统就任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随着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逐步撤离,美国加速实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战略重点转向防范其他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太平洋地区之“不太平”不减反增。中国因自身实力地位的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

从横向看,国际关系呈现出如下四方面的特点:

第一,国际政治关系合作与矛盾并存。和平发展依然是大势所趋,合作与变革的呼声持续高涨,建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诉求愈加强烈。美国因全面反恐和金融危机耗力过多,一段时期内与他国合作的客观需要增加。20国集团(G20)首脑会议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平台,新兴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增强,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大国力量继续消长,在竞争中谋合作,避免全面对抗,寻找彼此国家利益的汇合点。国际社会继续努力维持和平、推进发展,一些原有的热点问题出现和缓迹象。

但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仍在发展,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会轻易改变。“单极”与“多极”的斗争仍将持续,在一定条件下,国际关系矛盾发展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尖锐和激烈。美国实力只是相对受挫,其包括军事实力和影响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仍踞超强地位。为维护其超级大国主导地位,美国与作为新兴经济体重要代表的中国之间矛盾突出,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后者的举措。当然,“针对”并不完全等同于“敌对”,当今国际关系敌友阵营不似从前两极格局那样泾渭分明,可谓“边际模糊”。一些地区矛盾持续凸现,冲突交织迸发,亦会出现某些可能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区域问题,例如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新一轮博弈,对俄欧、俄日甚至中俄关系均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但是否会导致美俄关系全面或持续对抗还有待观察。

第二,国际经济关系相互依存与竞争同在。生产力的急速跃升,带动了全球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调整。国际贸易、世界金融、跨国生产、技术变革、环球网络等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国际金融风暴冲击波震撼世界各地,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希腊债务虽仅占欧洲经济总量的2.3%,却足以让欧洲陷入困境。中国与美、欧相隔万里,但工、农、商等各行业均强烈感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相互依存”、“同舟共济”等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双刃剑”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经济安全成为各国的普遍关切。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将其自身窘境归咎于现行国际经贸的某些规则,认为新兴经济体利用规则的漏洞进行不公平竞争。为此,美国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进程,大有“另起炉灶”之势,试图绕开或取代世贸组织(WTO)相关规则,打造超越国家主权的资本运作体系。国际形势再现动荡与不安,进一步激起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第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传统安全问题依存。“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美国通过战争等高压手段打恐十年,但恐怖主义非但没有绝迹,反而改变手法更加猖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发展势头及其活动规模令世人震惊。如何标本兼治,铲除恐怖主义根源,遏止民族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引发的地区动荡,成为国际社会需通力合作应对的问题。高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应用和普及,使网络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安全课题。此外,金融风险、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疾病防治、灾害治理等全球性问题,均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议题。

可持续发展之必要性,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超级大国美国对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其他大国崛起必持戒心,加之冷战思维作祟,它不仅保留了冷战时期建立的军事联盟,还进一步投棋布子。美国延续与北约的军事战略构架,在亚太地区拓展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推进亚太多重三角安全合作,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中国周边接连发生具有复杂国际背景的旨在蚕食中国海疆的事件,某些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行为,不仅无益于地区稳定,还影响了甚至绑架了美国对外政策。美国在幕后与前台,进行了一些与其“不选边站队”承诺不尽相符的活动。

第四,软实力竞争上升,社会信息化影响增大。新世纪伊始,软实力竞争呈上升趋势。不同文明间和平共处取得积极发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成为趋势。然而,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依然存在,可“威慑”迫使人就范,亦可“感召”引人上钩。新的国际较量,不仅局限在硬实力的比拼,更体现在以软实力抢占道义和法理的制高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媒体”得以广泛应用。随着第二代网络技术(Web2.0)的广泛应用,手机用户更可通过互联网交互功能即时发布信息。有观点认为,其意义堪比1450年古登堡活字印刷机的发明。随着3G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与现实生活各层面实现了无缝对接,每个人都可以此方式进行传播交流。约瑟夫奈指出,在信息化推动下,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新媒体和舆论影响力不断增大,进一步促使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公共外交的意义及其平台作用愈显重要,且涌现出诸多新课题。

二、中国国际定位与外交战略目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在发展进程中,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对自己进行国际定位,既要把握历史、着眼未来,确立纵向方位,又要立足当前,找准横向坐标;还需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统筹国家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协调国家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与一般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有客观的总体判断,又要有主观的战略取向与选择。毛泽东主席曾气势豪迈地认为,中国“理应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在展望世界趋势时亦曾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纵向分析,中国按照“三步走”战略,稳步推进“四个全面”,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发生重大变化: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崛起,对地区和国际事务影响力日益增大;从与国际体系联系并不紧密,发展为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从过去相对不为世界所重视,发展为前所未有地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借重。辩证地看,由于国际环境存在诸多变数,一国的国际定位问题呈动态状,不宜简单划线,而要留有余地。存在决定意识,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会相应地出现某些与从前不同的利益诉求。

第一,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中国共产党在全力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实践证明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进而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社会主义中国在受国际社会倚重的同时,其社会制度连同相关的意识形态又可能被作为防范、制约乃至遏制的对象。对此,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要以坚强的战略定力坚决走自己的路,不要畏惧别人如何评说。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根植于广袤富饶的中华大地,缘起于中国人民之根本利益。当今,中国的总体发展与安全利益已经与世界发展和安全大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使中国成为国际格局变迁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一大力量。我们审视中国外交使命的宏观视野应更加广阔,谋篇布局必须提升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关联的广度,对内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对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捍卫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崛起的中国不走历史上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就是服务于“四个全面”,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综合发展创造尽可能长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作出了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抉择。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出口、外汇储备、钢铁、造船、汽车、铁路、粮食产量均为世界第一,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举世瞩目,被公认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努力寻求国家利益的融汇点,夯实对外关系的基础,同时因势利导,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不断提高国际话语权。中国坚持开放战略,推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鼓励科学技术创新,在积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科技的同时,必须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促进自己的资金和技术“走出去”。中国也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市场、资源(包括能源)、投资“三头”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虽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位于世界80多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日益突出。2013年,中国日均石油消费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且对外依存度攀升到60%。此外,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更是需要长时间和大气力加以治理。中国在减排问题上既有自身的合理需求,也考虑到应尽的国际责任,中美达成的相关协议亦是利己利人的举措。再者,中国发展还很不平衡,城乡及区域差别明显,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生活水准处在联合国认定的贫困线之下。要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幸福生活,任重而道远。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不回避承担与其国际地位相符的大国职责和义务,但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做超出国情和力不能及的事情。

第三,坚决维护国家总体安全。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内外因素空前复杂,其内涵和外延亦十分丰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旨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五项内容: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国际安全形势正反两方面都很突出,中国国际定位决定其前进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中国外交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必然的政策取向。鉴于传统安全因素依然在起作用,必须切实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世界和平,保障中华民族世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外交要致力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使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既要有调整与变化,也要坚持延续和稳定性;既要考虑保持现阶段的和平稳定的需求,又要考虑维护长远利益的必要。面对地区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顺势而为、妥善应对,坚持“以邻为伴”的睦邻方针,酌情照顾他方合理关切;通过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与此同时,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努力朝好的方向做最大努力,也要有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民族之强盛,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面对世界格局转型期多元价值观的相互交织与冲击,中国人民除了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还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与不同文明国家和睦相处,要着眼时代特征与需求,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华文明渊源流长,既有其独特的内涵与传承,也是文明交流互鉴之结果。在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亦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以德立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诚待人、讲信修睦,崇德向善、明德惟馨等思想,这些对于构建全球和区域命运共同体和发展伙伴关系,亦会提供重要启示。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尊重文化多样性四项原则:一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三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四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世界各种文明是各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应当有这样的抱负与胸襟。对于外来文明,中华民族历来秉持“海纳百川”、“不择细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与厚重辉煌。当今中国亦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不会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人。中国将不断树立理性、成熟的大国心态,努力通过自身发展影响世界发展,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各国一道共同开创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三、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结束了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而且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在邓小平外交理论指引下,中国外交的宗旨就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在冷战结束国际风云突变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应对制裁,力度难关。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中国外交,其成功之根本就在于准确把握了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大趋势,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国力,实事求是地确立外交的阶段性目标和方针路线。

新世纪开局十年之后,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将中国外交再一次推向新的历史起点,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地做出新的战略调整。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全面分析国际格局和国内形势的变化,高屋建瓴地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习近平同志在会议上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一)对外政治关系

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时机,做好发展对外关系的大文章。要敢于和善于作为,既开拓进取又居安思危,维护既得利益,争取应有利益;同时又要善于藏拙,潜心发展。

中国应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在四个方面谋篇布局。一是大国关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通过加强沟通、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筑牢相互尊重基础,共同推进合作共赢目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得以夯实,互信与合作进一步增强,两国关系更趋成熟、稳定;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利益交汇不断加深,战略合作水平持续提升;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二是周边关系,中国将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与邻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共促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同周边国家关系总体上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三是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全面团结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增强,各方在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推进合作、共谋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四是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与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关系取得新发展。中国依照“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的新思路,秉持平等、包容、共赢的理念,力图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迄已已同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更加广泛,合作共赢道路越走越宽。

(二)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外交坚持为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这个大局积极营造更为稳定、更加友善的外部环境。在对外经济合作上,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国在世界和区域共同发展中理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五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这将继续给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与合作机遇。

中国认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造成世界和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中国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行将制定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主张树立国际社会利益共同体意识,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携手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推进多条经济走廊建设,力求达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目标,这既传承发扬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合作精神,又为当今各国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共同发展平台,得到各方积极响应。亚洲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亟需升级改造,需要大量的建设融资,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仅深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也得到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肯定。此外,丝路基金和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等机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国际安全问题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促进国际和区域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

中国积极参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积极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通过亚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框架等机制,促进地区国家开展防务安全交流合作。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倡导并践行“解决热点问题三原则”,即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网络安全、抗击传染疾病等国际合作,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中国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积极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

此外,中国还须警惕和防范某些国际势力搞“颜色革命”一类“不战而胜”的图谋。鲁难始于萧墙之内,对我国综合安全构成根本威胁的因素,可能在内不在外。我们必须妥谋对策,关键是切实“将自己的事情办好”。

(四)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赋予中国外交独特的印记,也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源泉。崇正义、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中国外交将致力于与各国一道破解发展难题,并为之贡献中国智慧,增添中国方案。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外交致力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为开展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常推出中外“文化年”等国家级交流活动,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全方位的人文交流,广结善缘,加强民心相通,让“中国梦”同各国人民美好愿景实现对接。此外,中国积极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举世瞩目的国际大型活动,推广孔子学院的教育交流机制等,不仅发挥了“文化搭台、政经唱戏”的作用,也成为展现中国综合国力和形象的重要平台。

在新世纪的国际交流中,中国文化需对内“强根固本”,对外“兼收并蓄”。在虚心学人之长的同时,善于“借船出海”,以外界易于接受的方式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外,国家软实力影响,更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中。2014年中国入境外国游客达2636.08万人次,出境旅游人次首次突破1亿大关,未来五年,出境游客预计将超过5亿人次。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每个公民个体都可被视为国家形象和文化的“名片”,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愈显重要。民为邦本,水可载舟。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永远是中国外交的天职。

四、结语

国际格局变化沧海桑田,中国和平崛起邦旧命新。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指引下,具有“大国特色、大国风格、大国气派”的中国外交将以深邃的全球视野,主动塑造大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以恢宏的战略定力,科学、客观地制定近、中、远期阶段性目标;以周密的谋篇布局,积极引领和处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领域的外交工作;以务实的方针政策,将合作共赢理念落实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外交将不断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积极稳妥共筑命运共同体,进而勇往直前迈向天下大同。

(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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