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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家苏珊 疾病王国|学术 | 许立秋,陈红旗:论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疾病隐喻

作者: (古诗文网)       2019-01-10 00:23

论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疾病隐喻

四世同堂

 

许立秋1,陈红旗2:《论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疾病隐喻》[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摘 要] 老舍的《四世同堂》是一部严厉批判国民精神缺失现象和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经典作品,它具有明晰的隐喻色彩和独异的文学史意义。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病患者的反面形象,并借助疾病隐喻的所指批判了中国国民劣根性,同时,也寄寓了他力图通过文学书写来推进国民性改造工程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 老舍;《四世同堂》;疾病隐喻

 

 

苏珊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美国著名学者苏珊 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1](p5)这意味着疾病是人体的一种不正常的生理状态,一旦得病,患者就将面临新公民身份的社会认同问题。如此,当我们依托于苏珊  桑塔格的公民身份厘定原则去进一步思考文学和医学之间的关系时会发现,疾病书写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人物形象内涵的多维延展和某种文学隐喻现象的应运而生。实际上,许多现代作家都曾有意无意地将其笔下的人物塑造成某类“病人”,并赋予他们丰富的象征性内涵,比如:

《药》中的华小栓,代表的是那些应该被启蒙的愚昧民众;《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意指的是那些与吃人社会进行抗争的狂狷之士;《寒夜》中的汪文宣,指称的是那些无力改变现实和自身困境的知识分子;《沉沦》中的“他”,喻指的是那些充满感时忧国情怀的“多余人”……显然,在这些文学书写中,“疾病”早已超出了个体生命痛苦体验的层面,并因其蕴含的社会、文化、道德、政治或美学层面的复杂内涵而具有了明晰的隐喻性质和文学史意义。就此而言,这些充溢着疾病书写的作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下面,笔者就以老舍的《四世同堂》为范本,来探析这部小说中的病态人物形象、疾病隐喻内涵、“疾病”生成原由以及这种疾病书写的多重意义。

 

一、《四世同堂》中的系列病态人物

 

 

《四世同堂》以抗战时期北平一个普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几个家庭中的众多小人物及其屈辱、悲惨的   经历来反映北平市民在八年抗战中惶恐、偷生、苟安的心理和行为。作者通过小说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取决   于其经济的发达和武器的先进与否,还取决于该民族普遍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心态。近现代以来,号称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   的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邻国日本的侵略,这不能不引起包括老舍在内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于是,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了大赤包这类民族败类形象:他们自私无聊、卑鄙无能,却一心想着升官发财;他们争先恐后地去膜拜入侵者,在令中华民族屈辱的侵略炮火中追逐个体的权力,并竭尽所能地去实现和满足自己卑劣肮脏的欲望。

 

 

《四世同堂》大赤包

在《四世同堂》中,大赤包曾是一个旧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冠晓荷为钱娶她,因她未能为夫家生个儿子,结果被夫家所蔑视,冠晓荷公然要求纳妾以向她示威。大赤包似乎应该得到同情,但其行径表明她更应该受到批判:她趁着日军侵华的“大好时机”,想为赋闲已久的丈夫谋个一官半职,她在荒凉的北平城内四处奔波,虽勇敢无畏却仿佛无头苍蝇,在“万般无奈”、求官无门的情况下,她用女儿做诱饵和礼物来巴结李空山,换取了妓女检查所所长一职。这个无良的母亲和无耻的恶妇最终疯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死前还深情地、充满希望而又歇斯底里地狂呼着“东洋爸爸”!

 

胖菊子、冠招弟是跟大赤包相类似的人物。胖菊子本是祁家的二媳妇,祁家对她仁至义尽,可当她遇到蓝东阳 一个跟大赤包一样整天只想着通过陷害别人来得到权势的恶棍时,她毫不犹豫地跟祁瑞丰离婚,并迫不及待地投入蓝东阳的怀抱,只因后者有权有势,可以给她弄个小官当,好去“作威作福”。她跟大赤包原本是朋友,却在大赤包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想取而代之:“把大赤包打下去,而使自己成为北平天字第一号的女霸,也不见得不是件好事。”她对蓝东阳毫无感情,趁他得病糊涂时卷走了其全都家财。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配在北平最下等的妓院里苟延残喘。招弟是大赤包的女儿,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她从一个本性并不坏的女孩堕落成一个自甘下贱、为虎作伥的女特务。她企图依靠自己的漂亮脸蛋来攫取她母亲那样的权势。为了得到特务机关的肯定,她甚至对自己的姐姐也敢下毒手,更不用说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筹码了,“她的肉体已经国际化了”,她连一点做人的羞耻之心都没有。更可恨的是,在大家都吃不饱饭时,她居然还能为自己穿的那么“雍容华贵”而感到无比“骄傲”。她的下场同样具有反讽意味,作者让瑞全这个曾把她当做女神一样膜拜的抗日宣传工作者杀死了她。

蓝东阳、冠晓荷、祁瑞丰是另外一群为日本人服务达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程度的狗奴才,他们对日本侵略者极为忠诚。日本人曾对冠晓荷和祁瑞丰做过测试,结果表明,他们是归顺度达百分之九十多的“超级顺民”;而蓝东阳在瑞全扬言要杀死他时虽吓得神经错乱,但仍不忘狂喊“日本万岁”! 这些人一心一意想做日本人,他们以为日本人可以给他们想要的一切。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蓝东阳死于美国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之下;冠晓荷因患肠胃病而被日本兵当成瘟疫病人“处理” 了;祁瑞丰则因蓝东阳揭发他装扮过日本特务而被日本鬼子处死。

 

毫无疑问,老舍刻画这些典型的病态人物形象是有所指的。老舍本是一个文风较为温婉的作家,他不像鲁迅那样喜欢对恶人进行无情的批判,他不喜欢将自己笔下的人物赶尽杀绝,他的笔端总是留有余裕。然而,到了四十年代,当中华民族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面临亡国灭种之际,他的愤怒终于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他对于那些侵略者尤其是狗汉奸充满了痛恨之情,他毫不客气地让这些恶人一一“横死”。显然,在老舍笔风转变的背后,透射出来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深刻的文化反思意识。

 

二、《四世同堂》中疾病隐喻

的多重内涵

 

在《四世同堂》中,出现过两类病人:一类是有明显病症的人,代表人物是大赤包和胖菊子,前者发了疯,后者得了梅毒,她们都因患实病而得到报应乃至死去;另一类是以蓝东阳、冠晓荷等为代表,他们并非死于肉体上的疾病,而是死于精神上的“疾病” 精神信仰的缺失。笔者认为,一部作品中刻画了这么多的病人形象,不可能是巧合,只能是作者的有意安排,何况患病者又都是民族败类。如是观之,作者所隐喻的内涵再明晰不过了,这并非传统迷信意义上的恶人得恶疾、报应不爽的因果轮回观的现代演绎,而是意味着作者视“恶疾”为一种惩罚方式,从而传达了一种现代道德观以及对那些麻木不仁、自私贪财、奴颜婢膝者的批判之维。

 

在老舍进行疾病隐喻的构建过程中,最具道德惩戒意义的莫过于对梅毒的书写。与梅毒相比,肺病固然无药可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但因其病症特点,患者往往会在作家笔下生出一些浪漫情愫来,惹人怜惜,相形之下,梅毒只会引起大众的恐惧与嫌恶,因为这种疾病一般源自于放荡不羁、腐化堕落的生活,[2](p174)在道德上难以见容于社会。[3](p84)“梅毒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令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1](p54)对于胖菊子、招弟来说,她们身体上的疾病是与她们的道德堕落紧密相关的。她们没有礼义廉耻,也不讲究伦理道德,为了一己私利,她们随时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

与梅毒患者相比,冠晓荷并没有得致命疾病,但他的言行表明其心灵已经“病入膏肓”,他迫不及待地想以卖国求荣或出卖无辜百姓的方式来获取高官厚禄,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难以原谅的汉奸行径。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中国国民曾经固有的优良品质,读者看到的就是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生长起来的丑恶的社会渣滓形象。这类形象还包括蓝东阳、祁瑞丰等,他们在精神领域同样缺少正确的自我指引,他们所患的精神疾病意指着他们独立人格的缺失和民族意识的丧失。更令人气愤的是,这类汉奸居然在当时构成了一种不容小觑的可怕势力,因为他们通过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格尊严的方式来获取私利,破坏性极大。

 

汉奸固然令人生恨,但老舍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启发读者,在谴责冠晓荷等汉奸的卖国行径时,更要去思考这些汉奸得以生成的现实原由及其深层根源。透过《四世同堂》中的疾病书写,老舍暗示读者:汉奸势力的形成与其自身的阶级本质有关,与侵略者在殖民地进行的奴化教育有关,与当时的“病态社会”有关,更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民众身上固有的惯于为奴的遗传病密切相关。

首先,市民阶层本身依附性强的缺点容易在动乱年代中暴露出来。战争年代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特殊时期里,市民阶层平日表现得并不明显的精神疾病随着战争的延展日渐凸显出来。劣等市民游离于国家和民族的荣辱观之外,他们没有明确的爱国观念,金钱、权力和女人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他们自私、怕事、狭隘、保守,奉行的是置身事外的“明哲保身”哲学,他们漠然面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国家危难的事实,只要生活安稳,只要自家生存无忧,只要能够升官发财,他们并不关心谁当政或曰谁做主子。

其次,是奴化教育的结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的统治阶级对国民的奴化教育由来久矣,所以老百姓身上的奴性意识根深蒂固。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通过各种各样的奴化手段来实施对中国人的精神统治工程,他们极力散布“大东亚共荣”等殖民主义观念,向中国国民灌输日本的“国民道德”观,尽管他们的奴化重点放在中国青少年身上,但那些生活在殖民地的市民实质上更容易被腐化,就像冠晓荷们,日本人一来,他们马上就变成了最听话的“奴才”,不管日本人叫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以此为荣并四处炫耀,可谓奴性和狗性极深。

 

再者,半殖民地化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病态社会”。当时的中国还无法行使自己的主权,连绵不断的战争又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众连生存都难以保障,自然对民族精神建设缺少热情。问题还在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民众固然对知识分子   引进的西方先进思想感到新奇,西方现代思想也确实在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些民众很难脱离封建思想的藩篱,结果,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使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在愚昧和文明的历史漩涡中漂浮,一旦缺少正确的精神指引,很多人就会迅速沦为民族败类。

最后,北平是明清两朝的首都,以等级制度、宗法观念、封建伦理道德等为核心,形成了颇具地域色彩、相对保守且喜欢依附强权的北平文化。即使经过辛亥革命的“解放”,北平仍残留诸多封建宗法思想和皇权文化糟粕,这极大地桎梏着北京人的思想解放进程。新生的北京市民即使努力追求精神解放也难免会被这种文化所局囿,爱国者如瑞宣,想投身革命为国家尽一份力,却因长子之责被迫留在家里尽孝。新生市民尚且不能从这种文化禁锢中解脱出来,更不用说那些安于现状的劣根市民了。至此可知,在北平生活的平民,兼具小市民本身的弱点和国民劣根性,他们势必要成为老舍批判的对象。

 

 

三、疾病隐喻背后的批判立场

及其文学史意义

 

 

       出于对国民劣根性的透视,尤其是源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中国现代作家喜欢通过文学来传达他们的启蒙思想和救亡理念,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众关怀意识,来批判国民劣根性。在现代作家中,对国民性批判得最深的是鲁迅,但鲁迅并非一人在孤身作战,从20年代的周作人到40年代的钱钟书,许多作家都曾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过鞭伐,虽然他们的态度不如鲁迅来的激烈、坚决,但他们以更宽广的视角塑造了多种精神维度的国民形象,从而组成了一支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文学队伍向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及其附属体宣战。在这个队伍中,老舍以其塑造的丰富的北京市民系列形象及其蕴含的批判视域起到了突出的启蒙效果。老舍出生于一个下层市民家庭,从小就接触三教九流和贫苦百姓,下层人民的苦难情形使他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也使他对市民阶层有了极深的了解。一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阶层就是市民阶层,但这个阶层也往往是吸收传统文化糟粕最多的阶层。老舍的市民身份使他能够深刻感知市民身上存在的种种痼疾,以及这些难以克服的痼疾给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为此,他对市民阶层的批判既猛烈、集中又能切中肯綮。在某种意义上,老舍对市民阶层的批判要比其他作家的批判更具震撼力和深刻性。

 

老舍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重塑国民性的理想源于其自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他办教育是为了救国救民,写小说是为了救国救民,参加政治活动也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抗战,老舍不得不别妇抛雏、弃文从戎,他呕心沥血地为抗战和民主运动奔走。他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汲取进步思想和精神力量,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4](p346)他又说:“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5](p342)显而易见,这就是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指导思想。老舍极为痛恨汉奸,这点可以从他在《四世同堂》里对卖国贼一类人物的死亡命运安排上   看得出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使得他对国民劣根性深为痛恨,恨不得把它们全部清除,但他知道,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所遗留下来的“肿瘤”是没那么容易摘除的,这种情感基调和认知维度注定了《四世同堂》是以批判市民劣根性的方式来完成对民众的启蒙和呼唤的,即:老舍让大赤包一类的人物成为疾病患者,让钱默吟老人一类的人物成为抗战英雄和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代表者,并通过疾病隐喻的方式来传达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切之情,来寄寓他力图通过文学书写去推动国民性改造工程的强烈诉求。

 

通过对《四世同堂》的探析可知,老舍借用疾病书写的做法并非偶然。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疾病会令患者产生强烈的宣泄需要,病人的内心需要抚慰,需要克服对疾病的恐惧,而文学的多元功能使得它可以满足疾病患者(读者)或作者发泄情感、转移痛苦的怡情需求,正如钱钟书所说:“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诊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之似有病与否而已。”[6](p653-654)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能够探索人类深邃的内心世界,具有改造心灵的功用;文学可以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府律令,能够从社会病的角度形象地反映社会问题,发现导致个体乃至群体生病的社会病菌。这就催生了文学上的疾病书写,于是“疾病”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一种隐喻性标识,对疾病的治疗也被引申为对民族精神的救治。[7]更具体地说,有识之士把社会当成病者,把文学当作药方,把文学家视为医生,这就是许多文学家包括老舍喜用“疾病书写”手法的本因。

应该说,老舍希图借重文学来传达“治病救国”理念的做法并无特殊之处,但他在四十年代的转变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 这生动地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理性和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自我认同感。晚清以来,从梁启超强调小说之改造世俗人 心功用开始,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的提倡和启蒙文学思潮的兴起,文学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治病救国”重任,文学的社会作用也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界早就意识到强国的障碍是民众的愚昧与人心的不开化,  强国必须先“立人”,而要想让民众真正实现觉悟就必须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为了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文艺家们费尽心力地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这一主题思想。为了更好地进行表达,他们选择“疾病”这个象征意象作为突破口,猛烈批判国民劣根性和混乱、腐败的社会政治。其原由恰如苏珊 桑塔格所分析的那样:“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1](p65)就此而言,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疾病书写来隐喻其民族国家关怀意识并不令人惊讶,我们惊讶的是作者思想的澄明、透彻及其视域的开放性,尤其是他对市民阶层劣根性的透视和不留情面的严厉批判,这在其他现代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

《四世同堂》中的疾病隐喻可谓意义深远,它启示我们: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艰难的生存境遇中生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是非常“特殊”的,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很多作家故意把文学与医学结合起来,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与“疾病书写”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作家希图借助这种疾病隐喻来探求救国救民的方略等问题,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愫和追求理想人性的精神诉求,来揭示国民精神缺失现象的严重性和重建国民精神品格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老舍等现代作家通过疾病书写来隐喻中国危难的国家形势,而疾病书写成为他们传递忧国忧民、反帝反封建意识的介体,他们希图借此来唤起民众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以及寻求医治国民劣根性痼疾良方的注意,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了唤醒民众自我意识的思想力量和明晰的现代性视域。

 

 

参考文献

 

[1]〔美〕苏珊 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余凤高.呻吟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3]姜彩燕.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J].西北大学学报,2007,(4).

[4]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A].老舍文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老舍.论创作[A].我怎样写小说[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

[6]钱钟书.钱钟书文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7]毛尖.疾病与文学话语[EB/OL].http://www.xici.net/d11664829.htm.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李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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